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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及审判程序研究 发布时间:2013年12月17日文章浏览: 13516

                                                                                                              ——对刑诉法第284条至288条的条分缕析

                                              周威坤*

【内容摘要】 2013年11日起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编”第四章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根据对法条的解读,第284条包含了该程序的五个适用要件,而第285条至288条则对审判程序进行了相关的规定。本文则是对应上述条文,以分条解析的视角,对上述条文的内涵进行逐一阐述,引发大家对于该项新制度适用的交流研讨。

【关 键 字】 刑诉法  强制医疗程序  适用条件  审判程序

 

一、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评析

1979年《刑法》第15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政府没有强制医疗的责任,而是由其家属或监护人看管或者医疗。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8条增加了“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的规定。但这一规定过于原则,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实践中效果有限。“刑法是刑事诉讼法进行的内容和实体上的依据,刑事诉讼法是刑法正确实施的保证。”[1]为了落实刑法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定,本次刑诉法修改专章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为强制医疗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修改了司法实践中由公安机关内部审批即可决定对精神病人予以强制医疗的泛行政化的程序设置,实现了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决定必须经法院“听证并决定”的底线正义要求,对于防止精神病人继续危害社会和维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由于强制医疗程序的条文有限,因此有许多模糊之处。对于作为审判机构的法院而言,最迫在眉睫的是明确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以及细化审判程序。这就要求我们在充分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积极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强制医疗程序的条文进行合理的分析与阐释。

二、对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解释方法概述

本文在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相关条文进行条分缕析时,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法律解释方法:1、语义分析法。迈尔.海奥茨指出:“字义具有双重任务:它是法官探寻意义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划定其基石活动的界限。”[2]法律语言、法律词汇往往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对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理论分析的前提。因此,语义分析法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分析方法。2、体系分析法。当一个概念的定义或者范围有模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将其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之中,找到其应有的位置,确定其合理的范围,从而做出最合理的解释。3、目的解释法。耶林认为,法律是人类意志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有其一定的目的,故法律亦可视为目的之产物。[3] 所以,在语义分析及体系分析的基础上,仍有复数解释之可能的,此时应以目的解释的方法去选择。毕竟强制医疗程序的设置具有明显的社会防卫以及医疗救治的目的性。而且,将强制医疗的决定权收归法院,其目的就在于“强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和控制,其核心就在于保障国家权力解决公民刑事责任问题的合法性”[4]。这些制度设计的目的性,都是我们进行法律解释的内在出发点。4、实证分析法。虽然新刑诉法实施时间不长,强制医疗的案例寥寥无几,但也并非没有,譬如本市黄浦区法院就已经受理了两起强制医疗案件,普陀区法院也驳回了一起强制医疗的申请。这些案例在处理过程中,都积累了一定的实践方面的经验,也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对于我们对相关条文的分析理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5、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的方法,是以不同国别的个别法律规定或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其目的在于发现解决特定问题的法律问题的法律对策。[5]强制医疗程序在性质上十分类似于国外的保安处分制度,这也正是我们可以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所在。

这几种解释方法是有层级之分的。语义分析是基础,体系分析与目的分析是辅助,实证分析是重要参照,比较分析仅提供借鉴。

三、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适用条件的法条分析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284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该条是对强制医疗程序适用条件的规定,可以拆分为五方面也即五个要件,即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可以予以强制医疗五个要件。这五个要件缺一不可,现对其进行如下条分缕析:

(一) 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理解

1、对“实施”的理解。这里的“实施”,强调的是客观现实性,即“实施了”,要求行为已经发生,未发生的不属于“实施”。精神病人由于其病理特征,可能会有各种行为表现,其中就不乏那种总爱扬言实施危险行为但并不会付诸实践的类型。对于此种类型,无论其扬言之内容有何等的危险性,但只要其并未实际付诸行动,就不能认定其“实施”了相关行为。“因言获罪”对于正常行为人尚且不可,对于精神病人这一特殊群体更需谨慎避免。

2、对“暴力行为”的理解。刑法上的“暴力”与一般字面意义上的“暴力”以及普通民众理解的“暴力”是有所区别的。 “刑法中的暴力是指对人身或物实施的,能妨碍人的意思自由且对定罪量刑有影响的不法强制力或武力。”[6]具体到强制医疗程序中的“暴力”,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其一,暴力程度的界定,即达到何种程度的暴力属于强制医疗程序中所言的暴力;其二,暴力范围的界定,主要是解决“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是否属于暴力行为的问题。

整个《刑法》条文中,共出现了39次“暴力”的字眼,其中总则条文中总共出现了3次,即《刑法》第20条第3款、第50条第2款以及第81条第2款。总则条文中的“暴力”是对某一类犯罪的总体规定,而不是只针对某一特定的犯罪,因而对于强制医疗概念中的“暴力”的认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正当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此条不仅出现了“暴力”的字眼,而且此暴力被限定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与强制医疗程序中“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表述十分契合。因此,对于强制医疗中“暴力”程度的解释,可以参照此款,将其解释为 “杀人、抢劫、强奸、绑架”[7]以及在严重程度上与此等同的行为。

《刑法》第81条第2款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此条为20112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十六条所修订,原文为:“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可见当时只明确规定“爆炸”属于暴力性犯罪行为。修改后,将 “放火”、“投放危险物质”加入其中,与“爆炸”并列,不难看出,是将此三类行为都认可为暴力性犯罪行为。因此,强制医疗中“暴力”的范围也应该包括“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类行为。这个范围的确定对于我们理解此要件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暴力的范围不包括 “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 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则联系此条逗号前后部分,则只能将“实施暴力行为”与“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理解为择一的要件。而现在将“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纳入到暴力的范围之内,即可将此二者视为独立的两个要件,需同时满足。这也符合语法学中,“顿号”前后一般表示并列择一、而“逗号”前后一般为同时满足的表述习惯。

综上,强制医疗程序中的“暴力”应指“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及与此形式相似、程度相近的行为。

(二) 对“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理解

1、对“危害公共安全”的理解。“危害公共安全”强调的是现实危险性。一方面,对危害行为并不要求发生实害结果,只要对公共安全造成现实的危险即可。另一方面,“危害公共安全”虽然没有程度和性质上的明确限制,但也并非全然没有要求。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中,绝大多数的法定刑都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只有某些特殊的罪名,法定刑会在三年以下,主要是过失犯罪。虽然对于精神病人并无故意、过失之区分,但我们认为,对于那些明显没有犯罪之“恶意”、符合三年以下量刑标准的,应排除在外。

2、对“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理解。对于“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理解,也不应要求有危害结果的现实发生,这符合该程序社会防卫的功能定位。问题的关键在于,“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前面有“严重”二字,对于何等程度的危害属于“严重”的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严重”的界定,可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以危害结果作为标准,一种是以量刑为标准。以危害结果为标准,可以类比刑法上对于犯罪结果属于“严重”的相关规定,譬如,死亡一人、重伤三人等。在《刑事诉讼法(草案)》一审稿中,就采用过这样的规定方式,即表述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重伤、死亡”,但这种解释就要求必须有现实的危害结果的发生,而刑法上的“危害”通常是指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法意所造成的现实损害事实与现实危险状态,并不要求一定要有结果的出现,而且这种只以结果论的判断方式,会导致那些行为本身具有极大危险性但因种种原因并未造成现实的危害结果的行为被不当地排除在外,削弱了社会防卫的效果,不符合预防之目的。而以量刑为标准,就可避免这个问题。无论危害行为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与否,经过刑法的评价,都会以刑罚这一统一标准体现出来。所以,对于“严重”与否的界定,完全可以以可能判处的刑罚作为标准。结合审判实践,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认定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具有合理性。而且,这也与危害公共安全需达到三年有期徒刑以上的标准相一致。这里所谓的“可能判处的刑罚”,是指假设行为人并非精神病人,而是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正常人,其实施了危害行为而可能受到的刑罚制裁。这种抛开行为人精神状态的判断,是对其行为危害性的客观考量,符合其作为客观要件的判断标准。

(三) 对“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理解

1、对“经法定程序鉴定”的理解。经法定程序鉴定是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程序前提,且该鉴定意见又是对行为人是否进行强制医疗进行实体判断的重要依据,因此鉴定程序是确定是否适用强制医疗的关键环节。理解“经法定程序鉴定”应把握以下两点:一是有关主体在提出强制医疗的意见、申请或者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前必须以对行为人做了精神病鉴定为前提;二是,鉴定的内容应不光包含行为人在行为时是否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判断,还应包含其精神病种类及病理特征的分析,并进一步对其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发表意见,这将是进行下一步危险性判断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同时,还需要注意两点:一是根据刑诉法第144条的规定,目前司法精神病鉴定仍然只能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决定。二是本次刑诉法第145条,虽然删除了“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的规定,但从事法医精神病鉴定的机构必须具备从事法医精神病鉴定的资质。

这里还需强调的是,鉴定机构作出的只是鉴定“意见”,不可盲从,至于到底是否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还需审判人员综合判断。“鉴定意见仅是一项证据,需经质证的观念并没有在公民特别是司法人员的头脑中形成,实际上放任了鉴定人,错案责任无法追究。”[8]因此,我们需形成一种司法鉴定须经质证的观念,这也正是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的原因之所在。刑诉法第187条规定:“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这是“刑诉法第一次对程序性问题进行了后果规定”[9],应当引起重视。

2、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理解。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理解应把握以下两点:第一,它是在鉴定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全案证据得出的司法结论,不是盲目的依照司法鉴定意见加以判断的结果。第二,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包括了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能力而实施了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和在精神不正常时实施了危害行为的间歇性的精神病人,不包括减轻刑事责任的情况,以及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实施危害行为的情况。其实,“间歇性精神病”并不是一个专用的医学名词,在精神病学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诊断名称,这只是一个法学上的用语。与其相对应的,应该是精神医学上某些有明显的间歇性发作或者周期性发作特征的精神病,例如情感性精神病、周期性精神病、癔病等。[10]

(四)对“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理解

强制医疗虽然也是一种限制自由的强制手段,但其与刑罚是有本质区别的。刑罚的着眼点在于对已经发生的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惩治,属于“向前看”;而强制医疗更加强调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社会行为的预防,类似于西方的保安处分,属于“向后看”。    既然是“向后看”,判断的侧重点就在于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对于没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无论之前的暴力行为如何严重,也不应被强制医疗。判断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一般应考虑以下因素:法医精神病鉴定确认的精神病种类[11]、危害社会行为发生的事实[12]、行为人先前因精神疾病实施犯罪的情况、行为人目前的身体状况[13]等。这就要求法医在精神病鉴定报告中,不仅要对行为人行为时的精神状况进行判断,还要提供有关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其他相关意见。

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是强制医疗程序的核心要件。虽然强制医疗程序是一种刑事特别程序,但由于其主体是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所以其“是否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并非本程序的核心问题,其精神状态以及人身危险性才是关键”。[14]因此,对于前面几个客观标准的规定,即使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也是可以接受,因为其并非问题之关键,可以留给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则是问题之核心,在庭审中应该是举证质证以及辩论的关键,需谨慎判断。

(五) 对“可以予以强制医疗”的理解

根据刑诉法第284条的规定,符合前述四个条件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但是否应当予以强制医疗还必须考虑强制医疗的“必要性”。根据《刑法》第18条的规定,对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首先应当考虑要求其家属或监护人看管和医疗,仅在必要时,才由政府强制医疗。2012年通过的《精神卫生法》第21条规定:“发现家庭成员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帮助其就诊,照顾其生活,做好看护工作。”实践中,首先应考察精神病人的家属或者监护人是否有看护及医疗的能力,优先考虑由家属或监护人看管和医疗。只有在“家属或者监护人看管和医疗”缺位或者无法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的情况下,才应决定强制医疗。同时,也要防止将精神病人交给无看管和医疗能力的家属或监护人看管和监护,导致精神病人继续危害社会的现象发生。

四、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审判程序的法条分析

美国法学家富勒认为:“使审判区别于其他秩序原理的内在特征,在于承认审判所作决定将对之产生直接影响的人,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参加审判,即承认他们为了得到对自己有利的判决而出示证据并理性地说服和辩论。”[15]因此,审判程序是使强制医疗去行政化的核心和关键。第285条至289条,是关于强制医疗在程序上的具体规定。其中,与法院的审判程序直接相关的是第285条至第288条,现对此四个条文分析如下。

(一) 对刑诉法第285条的理解

刑诉法第285条赋予了人民法院强制医疗的最终决定权,人民检察院只能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公安机关则只能提出强制医疗的意见。人民法院在庭审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直接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而无需再由人民检察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16]

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原案应如何处理。强制医疗程序最终做出的是“决定”而非“判决”。因此强制医疗决定的做出,并不能替代前案的判决。应当明确的是,在刑事程序处理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其程序属性应当是单一的,要么属于普通的刑事诉讼程序,要么属于强制医疗特别程序,而不可能既属于前者,又在后者之中。因此,强制医疗程序的提起应当以前案的终结为前提。具体而言,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被告人有可能是精神病人的时候,应当中止审理,进行精神病鉴定。如果经鉴定,行为人并非精神病人,则继续审理;如果经鉴定,行为人确系精神病人,则原案做出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之后,再依法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

(二) 对刑诉法第286条的理解

刑诉法第286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的程序性要求,具体包括:一为合议庭审理,二为法定代理人到场,三为提供法律帮助。

对于合议庭审理,这一条中明确规定的是“人民法院受理强制医疗的申请”的情况,并未提及人民法院自己决定强制医疗的情况。对此,通常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既然强调人民法院受理申请的情况要组成合议庭,而未提及人民法院自己决定的情况,就表明后者可以不组成合议庭,即实行独任审理。第二种理解,这是立法者的一种疏漏,因为无论是检察院申请的还是法院自己决定的,并无本质之区别,都应审慎对待,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无前者必须组成合议庭而后者无须的道理。第一种理解更符合形式逻辑,而第二种理解更符合实质正义。但笔者认为,二者是可以调和的。调和的途径,就在于法院自己决定强制医疗的情况不存在独任审判的可能。独任审判的一个必备条件是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所以,如果原案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则一定由合议庭来审理。由合议庭审理的案件中,发现可能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当然应由此合议庭继续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也就无需再强调要组成合议庭审理了。问题的关键是,人民法院自己决定强制医疗的,原案是否一定会是合议庭审理。答案可以是肯定的。强制医疗程序的第二个适用条件,即“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笔者提出以“三年有期徒刑以上”作为程度标准,恰好与此处相互印证。只要满足了该要件,必由合议庭审理,无独任审判存在的余地。因此,此条只强调法院受理申请时必须要组成合议庭审理,并不意味着法院自己决定的不必须组成合议庭,也非立法者的疏漏,而是因为如若要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原案本身即必然已是合议庭审理,因此并无再次强调之必要。

对于法定代理人到场,也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现实中,精神病人的父母也可能是精神病人或是共同实施者,此时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如何落实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近期,普陀区人民法院收到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申请,正是遇到了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可能是共犯且亦为精神病人的情况。虽然后来检察院提出为案件指定合适成年人替代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但普陀法院依然驳回了检察院的申请,其理由就是该做法无法律依据,且法定代理人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作用一直延续到后续治疗的全过程,因此,此种情况下,应该首先为被申请人确定新的法定代理人,这样才能确保强制医疗程序的整体合法性及对强制医疗执行效果的监督。[17]普陀区法院的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和加以借鉴的。

(三) 对刑诉法第287条的理解

刑诉法第287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的期限和对决定不服的复议。对于该条的理解,主要应把握审理期限的计算问题。在检察院申请强制医疗的案件中,期限的计算比较简单,从人民法院受理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的申请之日的次日开始计算即可。在法院自己决定强制医疗的案件中,审理期限的计算问题涉及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和强制医疗特别程序的衔接问题,实践中有的同志提出应以“对被告人的鉴定意见作出之日”视为“发现之日”,并以此作为强制医疗程序的起点,这势必导致“鉴定意见作出之日至法院决定启动强制医疗程序之日”这段时间的程序性质归属不清。因此,我们认为法院自己决定强制医疗的案件中,应从法院决定启动强制医疗程序之日的次日开始计算。

(四) 对刑诉法第288条的理解

刑诉法第288条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的解除。这里的规定十分笼统,只规定了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刑诉法司法解释第542条也只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未明确审查的方式以及是否需要开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的是“审查”这一表述,而非“审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人民法院对于解除强制医疗的申请,并无必须开庭审理之必要,只需进行类似于听证会形式的审查即可。这是与强制医疗程序的属性相联系的。“强制医疗程序兼具诉讼程序和听证程序的双重属性,即在查明被申请人是否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以及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方面,应按照刑事诉讼的有关要求进行;在查明被申请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以及是否需要强制医疗方面,由于很难采用刑事诉讼的证明模式和证明标准,因此更多的采用听证的模式。”[18]国外也有类似的规定,譬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445条第(7)项规定:“关于终止、变更或延长医疗性强制措施以及驳回终止、变更或者延长医疗性强制措施的事宜,法庭应在评议室做出裁决并当庭宣读裁判。”[19]强制医疗程序的解除,主要关注的是精神病人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是否已经消除,偏重于事实的判断,而非法律的判断,因此采用听证的模式更适合,并无开庭之必要。

 

                                    


* 周威坤,本院刑庭书记员。

[1] 范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2]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2页。

[3] 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设2003年版,第65页。

[4] 李娜玲:《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5]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

[6] 姚春燕:《论刑法中暴力的学理类型》,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第150页。

[7] 鉴于“行凶”行为过于模糊,且不属于刑法上的规范概念,学界对其概念范围争议也较大,故略去此词。

[8] 庄洪胜编著:《精神病司法鉴定与强制医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2月版,第8页。

[9] 宋方明、褚宁:《关于证人、鉴定人出庭规定的不足与完善》,载《理论探索》,201302期。

[10] 庄洪胜编著:《精神病司法鉴定与强制医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2月版,第18页。

[11] 不同类型的精神病人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不同,譬如冲动型的精神病人往往暴力倾向强,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就较大。

[12] 如果精神病人日常并无暴力倾向,只是在他人故意挑逗、嘲弄的刺激后被激怒而实施暴力行为,即可认定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较低。

[13] 例如行为人虽然实施了暴力行为,但之后却严重残疾,丧失了继续危害社会的能力,也无需强制医疗。

[14] 参见上海法院信息网: 《本市强制医疗案件有关审判情况综述》,载 http://gywebfront.hshfy.sh.cn:8080/shqsw/gweb/gww_xxnr_view.jsp?id=268032&xh=12013615日访问。

[15] 转引自李娜玲著:《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16] 参见李昌林主编:《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560页。

[17] 参见上海法院信息网: 《强制医疗案件审查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载http://gywebfront.hshfy.sh.cn:8080/shqsw/gweb/gww_xxnr_view.jsp?id=271736&xh=12013615日访问。

[18] 参见上海法院信息网: 《本市强制医疗案件有关审判情况综述》,载 http://gywebfront.hshfy.sh.cn:8080/shqsw/gweb/gww_xxnr_view.jsp?id=268032&xh=12013615日访问。

[19] 转引自李娜玲著:《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