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当前位置:  首页  >>   审判研究
委托拍卖合同中任意解除权的行使与实证分析 发布时间:2014年08月27日文章浏览: 12187

——谈某诉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委托合同案

 

                                    梅仲敏*     

                                    

【案例要旨】

委托合同的订立以委托人与受托人间的互信为基石,若失去互信根基,委托关系则难巩固。鉴此,我国合同法赋予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以任意解除权,得随时终止委托合同。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利息。委托合同是委托拍卖合同的上位概念,我国拍卖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权是任意解除权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的具体体现。

【案情简介】

原告:谈某

被告: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某投资公司”)

2012年1117日,原告谈某(乙方)与被告某投资公司(甲方)签订《服务合同书》一份,合同约定:就乙方物品参加甲方艺术品展览及指定的大拍等事宜,达成如下合同条款。合同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31116日,参加拍卖的次数为一次。服务期间,乙方物品经拍卖成交或参加大拍活动达到约定次数的,本合同自行终止。双方约定,乙方应当支付甲方基础服务费(即展览展示、图录、宣传推广服务费)人民币30,000元。乙方物品一经展销或拍卖成交,乙方应再向甲方支付拍卖中介服务费,具体金额为乙方物品拍卖成交额的10%。违约责任条款约定:任何一方不及时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基础服务费10%的违约金,因乙方原因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或在签署合同后乙方擅自将物品撤场的,即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已经支付的基础服务费,甲方不予退还,同时乙方应再向甲方支付相当于物品起拍价10%的违约金。附书合同约定:若《弟子规》、《二十四孝印章》国内拍卖交易成功,前期香港海关费用30,000元原数退还。

2013年5月,被告与北京某拍卖有限公司合作在北京举行拍卖活动,2013522日、23日进行预展,524日正式拍卖。被告为此制作拍品图录,图录中第255号(二十四孝印章)及第256号(弟子规)为原告提供的拍品。预展后,原告对被告在预展中仅就拍品进行图录展示,未作展台真品展示表示不满,故未参加现场拍卖活动。拍品流拍后,原告于同年6月从被告处取回拍品。2013710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与被告解除服务合同并由被告返还基础服务费。本院依法委托上海市松江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调委会)先行调解,被告收到通知后未前来参加调解。

庭审中,被告还提供了2013年某(香港)大型精品拍卖会图录及拍卖会现场照片一张,图录1289号(二十四孝印章)及1290号(弟子规)即为原告提供的拍品。拍卖预展时间为2013826日,拍卖时间为2013827日,预展地址为香港湾仔摩理臣山道23号南洋酒店二楼玉兰阁。双方确认,原告未参加该次拍卖活动,也未提供拍品出关。

【审判主旨】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并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书》究其实质是原告委托被告对其藏品予以拍卖的委托合同,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根据原、被告在附书合同中的约定:“若《弟子规》、《二十四孝印章》在国内拍卖交易成功,前期香港海关费用30,000元原数退还”及被告将原告拍品制作图录参加2013年某(香港)大型精品拍卖会情况,可以看出双方对于拍品要参加国内和香港两次拍卖的约定是明确的。被告在原告表示不愿参加香港拍卖会并已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仍执意将原告拍品制作图录参加香港拍卖,其行为不能视为履行合同的行为,行为后果由被告自行承担。鉴于被告已经按约完成了国内拍卖且原告也表示愿意承担图录费用,故本院酌情确定被告返还原告基础服务费15,000

据此,法院判决如下:

一、原告谈某与被告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在20121117日签订的《服务合同书》(合同编号:SHZDPM0xxxx)予以解除;

二、被告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谈某基础服务费15,000元。

【评  析】

本案双方当事人所签书面约定,名称为《服务合同书》,以致初以服务合同纠纷立案,然而结案却以委托合同纠纷为案由,立案结案前后案由不一,直接涉及当事人是否享有任意解除权。故本案有三个审理难点:一是要确定案由,明确当事人是否享有任意解除权;二是要认定任意解除权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的具体体现;三是要界定合同解除后的委托费用及损害赔偿。

一、通行与迟滞——委托合同与服务合同叠合之厘清

我国现行合同法未设“服务合同”章节,因此,服务合同属于无名合同(也称非典型合同)。[1]当前,我国对于服务合同的研究多集中于一个个单独的服务类型(如旅游合同、医疗合同等),至于各类服务合同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现实中发生的各类服务合同与传统民法上的典型合同(如承揽、委托及保管)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就此作出体系性、整合性的思考。[2]正是在此背景下,实践中一旦遇到涉及提供服务的合同,首先就会去判定该合同是否属于委托合同、承揽合同及居间合同等有名合同之一,如果无法直接判定出是属于哪一种有名合同的情况下,就会将之笼统归结为服务合同。久之,委托合同、承揽合同等有名合同与服务合同被误视为范围互斥的不同种类合同。实则,无论是欧洲及国际贸易领域通行的广义服务合同[3],还是中国学者所采纳的狭义服务合同[4],服务合同都是委托合同的上位概念。

虽然2011年修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以下简称《案由规定》),将委托合同纠纷[5]与服务合同纠纷[6]分别作为两种纠纷类别,但是这一分类只是基于诉讼程序便利的考虑,并不能以此直接断言在实体法上的委托合同与服务合同概念互斥。《案由规定》并未将委托拍卖合同列为第四级案由,因此本案委托拍卖合同纠纷应适用第三级案由,即从第三级案由委托合同纠纷与服务合同纠纷中选定一个作为本案案由。通过比较上述两个第三级案由项下的第四级案由,不难发现《案由规定》对于委托合同纠纷更加强调双方当事人的互信基础,而对于服务合同纠纷则更加强调以提供服务为标的,区别于物型合同。且我国拍卖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委托人享有撤回标的权,撤回标的权是任意解除权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的具体体现,委托人之所以享有这一权利,其法理依据就在于对双方互信基础的考量。两相权衡,本案依照《案由规定》,其结案案由确定为委托合同纠纷,应无异议。

二、滥用与整合——任意解除权行使之规制

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并且任意解除权在性质上是一种形成权,仅需单方意思表示即可解除合同。为了防范任意解除权的滥用,现行法只在有限的合同类型中规定了这一权利。且在理论实务中,任意解除权与一般法定解除权并行适用,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尚需符合存续期间之要求。上述种种,无一不是对任意解除权行使之规制。

(一)委托拍卖合同所承载的法律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

委托人委托拍卖公司以拍卖方式出售拍卖标的物,且签订了委托拍卖合同,从概念上看似乎具备了委托合同的特征。然而考虑到委托、委托人及受托人等概念在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及居间合同之中均可使用,单凭委托拍卖合同中使用了上述概念并不能直接得出委托拍卖合同所承载的是委托合同关系。主张委托拍卖合同属于行纪合同的学者基于拍卖人应对委托人及买受人身份保密的规则,认为既然拍卖人无法披露委托人或买受人,那么就不符合隐名委托合同对于受托人披露义务的要求,而行纪合同则使后续拍卖合同只在拍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生效,没有信息披露的必要,符合拍卖行业的保密规定。[7]主张委托拍卖合同属于居间合同的学者则是基于拍卖人向委托人与买受人双方均收取佣金的角度得出论断。我国拍卖法第四十条前半段“买受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要求拍卖人或者委托人承担违约责任”,第五十八条“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从中可得,拍卖人并非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甚至在不知拍卖标的存有权利瑕疵的情形下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委托人与买受人之间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产生直接的法律责任。因此,上述委托拍卖合同的特征在根本上与我国合同法对于行纪人独立承担与第三人之间法律责任的规定不符[8]。至于拍卖人向委托人收取佣金的情形,无论是在我国拍卖法中还是在拍卖实践中,都已经纳入到委托拍卖合同一体考虑,再去探讨其中的居间合同特征已无必要。至此,无论是在诉讼程序上还是在实体法上,本案系争委托拍卖合同所承载的法律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均得以确认。

(二)委托拍卖合同中任意解除权之行使

我国《合同法》总则部分(第九十四条)[9]对一般法定解除权作了规定,即因违约而产生的解除权和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解除权。本案系争的委托拍卖合同自然也在一般法定解除权的适用范围之内。以下就一般法定解除权与任意解除权的适用关系及两者的行使条件进行探讨。

1、一般法定解除权与任意解除权的适用关系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10],解除权人行使一般法定解除权后,可以要求合同相对方赔偿损失。反观《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11]的规定,除不可归责于行使任意解除权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在委托拍卖合同中,若委托人同时享有一般法定解除权与任意解除权,行使一般法定解除权的同时可以要求相对方赔偿损失,但是行使任意解除权却要承担向相对方赔偿损失的风险,法律效果殊异。考量解除权人的利益及其真意,行使解除权的委托人应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明确适用解除权的类别关系,若难以明确类别,诚宜推定行使的是一般法定解除权,不符合一般法定解除权适用条件的,应认定合同依然有效,而非自动适用任意解除权。

2、本案尚未达到行使一般法定解除权的要求

基于委托拍卖合同的性质,本案当事人得以行使任意解除权应无异议,那么是否同时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一般法定解除权呢?经审理查明,本案原告(委托人)与被告(受托拍卖公司),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31116日,拍品共参加两次拍卖会(即参加北京拍卖会和香港拍卖会各一次)。在北京拍卖会上,拍品于2013522日、23日进行预展;同年524日正式拍卖,拍品流拍;同年6月原告(委托人)从被告(受托拍卖公司)处取回拍品。在庭审中,原告(委托人)主张在北京拍卖会预展上,因为被告被告(受托拍卖公司)只是进行了图录预展而非实物预展,不符合行业惯例,且正式拍卖中拍品流拍,基于上述两点导致其对被告(受托拍卖公司)失去信任,所以在北京拍卖会结束后就从被告(受托拍卖公司)处取回了拍品,要求解除合同。被告(受托拍卖公司)辩称,拍品实物已经带到预展现场的展柜中,只要竞买人有意向就可以当场展示实物拍品。从上述情况可知,就原告所主张的被告未将实物拍品带至预展现场的主张并无证据证实,即使被告存在这一违反行业惯例的行为,也尚未达到行使一般法定解除权根本违约或合同目的落空的要求,因此本案原告(委托人)并不享有《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一般法定解除权。

3、撤回拍卖标的即为默示行使任意解除权

本案中原告(委托人)取回拍品时,已经向被告(受托拍卖公司)发出明示的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是并未明示行使的是一般法定解除权还是任意解除权,那么是否存在默示的情况呢?根据我国《拍卖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为拍卖支出的合理费用”,从中可得两点结论:一是委托人一旦撤回拍卖标的,就意味着直接行使了任意解除权;二是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行为,就是行使任意解除权的一种默示方式。因此,基于任意解除权形成权的权利属性,本案系争委托拍卖合同自原告(委托人)于20136月撤回拍卖标的(行使任意解除权)之日起即被解除,无需受托人(受托拍卖公司)的同意。                                         

(三)委托拍卖合同中任意解除权的存续期间

委托拍卖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始于合同成立之日[12],须要加以探讨的是止于何时。通说认为,解除权存续期间止于合同履行完毕之时,具体到委托合同中,应止于委托事务完成之时。委托事务一旦完成,委托人不再享有解除权,受托人亦再无解除之必要。显然,在本案中受托人(受托拍卖公司)所辩称的已经完成在北京拍卖会及香港拍卖会拍卖的委托事务,即基于上述通说的考虑。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本案系争委托拍卖合同自原告(委托人)于20136月撤回拍卖标的(行使任意解除权)之日起就已被解除,被告(受托拍卖公司)却违背原告(委托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于20138月才在香港举行预展及拍卖,不能视之为履行合同的行为,因此产生的拍卖费用由被告(受托拍卖公司)自行承担。                                                           

三、严守与考量——合同解除后费用返还及损害赔偿之斟酌

根据我国《拍卖法》第二十九条后半段之规定,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为拍卖支出的合理费用。本案原告(委托人)诉请被告(受托拍卖公司)返还基础服务费30000元,此处的基础服务费应属原告(委托人)预付的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13]。如上文所述,被告(受托拍卖公司)在合同解除之后进行的香港拍卖会的费用,由其自行承担,因此原告(委托人)只需向被告(受托拍卖公司)支付北京拍卖会的委托费用,被告(受托拍卖公司)应向原告(委托人)返还部分基础服务费。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后半段之规定,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原告(委托人)基于自身原因行使任意解除权,应向被告(受托拍卖公司)赔偿损失。对于此处赔偿损失的范围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在(2005)民二终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14]中认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一方只需向相对方赔偿实际损失,无需赔偿可得利益损失。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解释是:“虽然当事人依据合同法第410条的规定行使法定解除权亦应承担民事责任,但这种责任的性质、程度和后果不能等同于当事人故意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根据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实际情况,不宜对赔偿损失作扩大解释。”依照最高院的这一观点,原告(委托人)只应当向被告(受托拍卖公司)赔偿实际损失。而以崔建远、马忠法、吕巧珍等为代表的学者则基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及维护相对方利益的角度,大多主张行使任意解除权的一方应当向相对方赔偿实际损失及可得利益损失。[15]对于损失赔偿的范围争议,众说纷纭,未有定论。本案综合考量部分基础服务费返还以及损失赔偿因素,做出上述判决。                                  

 

 



* 梅仲敏,本院浦南法庭书记员。

[1] 马俊驹、余延满所著的《民法原论》第四版一书中,设立“完成工作的合同”一章,其中包括了承揽合同及建设工程合同;设立“提供服务的合同”,其中包括了运输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及居间合同。崔建远所著的《合同法》第五版则仅仅是根据现行合同法所提及的有名合同加以分章论述,并未涉及服务合同的内容。

[2] 周江洪:《服务合同的类型化及服务瑕疵研究》,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5期。

[3] 广义的服务合同包括狭义的服务合同和完成工作的合同(如承揽合同、建设合同等)。欧盟境内学者起草的《欧洲法通则:服务合同》以及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皆采广义服务合同的概念。

[4] 狭义的服务合同包括经济型服务合同(如委托合同、保管合同等有名合同)和社会性服务合同(如旅游合同、医疗服务合同等)。以王家福、谢怀栻、张俊浩、余延满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认为服务合同只包括上述经济性服务合同。

[5] 作为第三级案由的委托合同纠纷下列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合同纠纷以及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共4个第四级案由。

[6] 作为第三级案由的服务合同纠纷下列电信服务合同纠纷、邮寄服务合同纠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旅游合同纠纷、房地产咨询合同纠纷、房地产价格评估合同纠纷、旅店服务合同纠纷、财会服务合同纠纷、餐饮服务合同纠纷、娱乐服务合同纠纷、有限电视服务合同纠纷、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教育培训合同纠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家政服务合同纠纷、庆典服务合同纠纷、殡葬服务合同纠纷、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纠纷、农机作业服务合同纠纷、保安服务合同纠纷、银行结算合同纠纷共22个第四级案由。

 

[7] 殷少平在《人民法院报》2006719日第005版发表的题为《拍卖人在拍卖关系中的法律地位》一文就主张委托拍卖合同的委托关系应认定为行纪关系。

[8] 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一条规定,“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第三人不履行义务致使委托人受到损害的,行纪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行纪人与委托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9]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10]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补救其他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11]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12]理论上一般认为合同解除的对象为已经生效但尚未履行完毕之前的合同,合同业已履行完毕,则再无解除的必要。崔建远教授主张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亦应成为解除的对象,颇具实务价值,本文采此观点。

 

[13] 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利息。”

[14] 该案即《上海盘起贸易有限公司与盘起工业(大连)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4期。

[15] 参见崔建远、龙俊:《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及其限制——“上海盘起诉盘起工业案”判决的评释》,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马忠法、冯凯:《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赔偿责任》,载《东方法学》2009年第3期;吕巧珍:《委托合同中任意解除权的限制》,载《法学》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