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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为民对舆论审判的制约与抗衡 发布时间:2016年05月11日文章浏览: 6762

——以司法公开的多样化推进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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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舆论审判对司法审判存在积极及消极影响,应该通过司法公开及树立司法权威来制约舆论审判的消极影响,并通过正确理解司法为民的理念,实践中司法公开各项具体措施的开展,司法能动及收缩大众司法意识,平衡舆论审判与司法审判之矛盾。

【主题词】舆论审判 司法审判 司法为民 司法公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盛行,越来越多民众、媒体对司法个案肆意发表主观处置性意见,引发舆论热点。例如近年来的“许霆ATM机故障取款案”、“吴英非法集资案”、“夏俊峰杀死城管案”、“唐慧女儿被迫卖淫案”,均出现了所谓的“舆论审判”。这一定程度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需求,能起到监督权力运行、敦促善法良治的作用。但舆论审判具有典型的非独立性,容易受到外界诸多因素的诱导而不断发生变化,带来诸多的消极影响。正因为司法运作的相对封闭性易激发民众的窥探,本课题通过分析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年来所采取的司法公开的措施,以舆论对司法的阶段性介入数据为考察对象,正确理解司法为民理念,研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推进司法公开,只有司法为民才能对舆论审判产生有效制约与抗衡。最终使民意和司法形成良性交融互动。

一、舆论审判的基本概况及其对司法审判之影响

(一)舆论审判的概念

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共同意见。[1]即舆论一般被认为是公众的意见,且公众的意见经过传播形成舆论。而舆论审判则是指舆论超越司法程序,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产生干预和影响的现象,有时也称为“媒体审判”。[2]舆论审判并不是社会舆论直接介入审判,而是指媒体和网络通过真实或片面的报道影响社会公众的心理,并对司法机关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使其无法完全自主地独立判断案件事实。近期发生的 “唐慧女儿被迫卖淫案”及其中牵连的“唐慧上访案”,所引发广大社会群众的舆论哗然及最终的审判结果,大有舆论审判之嫌。

舆论审判并非是我国独有的现象。在采用陪审团制度的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其陪审员是从普通市民中随机抽选出来的,它们更容易受到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一旦舆论形成趋势,陪审变成全民范围,构成舆论场,舆论场所形成的巨大声势就会对相关权力法院施压,从而左右法官本应根据法律做出的司法判决成为媒介审判或新闻审判。因此,英美法系的国家,往往禁止双方律师以及法官在案件审判完以前对案件进行评论,避免舆论对审判结果产生影响。而大陆法系国家,基于法律体系完善、法官素质较高的确信,大都认为法官有能力在众说纷纭中做出自己独立的见解。但是,在法律体系并不完善、法官素质和公众的判断力较低的国家,舆论审判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二)舆论审判对司法审判之影响

我国是一个重民意、同情弱者的国家,法律知识普及率较低,并且基于历史性因素及部分法官的素质,普通民众对法院的审判过程和结果不了解而存在不信任的心理,每当一个敏感的案件出现时,加上媒体和网络的渲染,大众舆论便会一边倒地支持一方,对司法审判活动施加影响,从而导致舆论审判现象频频在我国发生。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舆论审判也不例外,其对司法审判也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1、舆论审判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增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通过媒体的监督,使案件立案、审判等置于公众的视野之下,保障参与司法活动的人员严格依法办案,并且通过舆论监督审判机关是否依据法定程序秉公执法,从而杜绝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一系列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进而保障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2)有利于增加司法的公开性。广大人民群众具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及监督权,舆论监督司法过程,会使司法机关的行为及整个司法过程处于公众的视野之下,从而提高司法活动的公开、透明度,不仅保障司法权力的合理使用,而且提高了民众对司法运作过程的了解度,增进了解一定的相关法律知识。

2、舆论审判的消极影响

1)妨碍司法独立。长期以来,我国民众基于对媒体报道真实性的信任,使媒体拥有超越其自身性质的“干预司法”的功能。然而,媒体却基于抢先、猎奇、情感化等特性,存在片面取材、截取评论意见、主观推测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吞噬了法律的权威性、影响了法官作为司法公正主体的独立判断性。并且,现实生活中,在某一个案被集中曝光后,多数民众所表达出来的是片面的基于生活经验的有感而发,往往以传统的“好人坏人”二元化标准进行界定和划分,形成明显的舆论偏向性,这种舆论偏向性就有可能“绑架”司法机关,甚至左右定罪量刑,影响司法公正。

2)侵蚀程序公正。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保障,是看得见的正义,但在实践过程中,个别法官或司法人员迫于舆论的压力,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做出了偏离司法公正的举动,而程序不公是司法不公的突出表现。近年来,刑事案件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以“唐慧女儿被胁迫卖淫系列案件”为例,唐慧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舆论,通过媒体的片面宣传激发广大民众的同情心,导致法院态度反复无常,一审、二审、再审,法院相当程度上被民论漩涡绑架,长期以往,司法公信力将丧失,法律权威将淹没在公众的口水中。

二、制约舆论审判之方法

(一)司法公开,加强对民意的引导

数据显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累计已通过法律450部(包括法律的修订、修正),现行有效的法律为216部,仅有11部法律在通过前向社会公开过法律草案并征求意见。[3]并且,征求意见过程中,民众参与讨论的热情普遍不高。而我国传媒更多地扮演的是民意的代言人或传声筒。故应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教育活动,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使我国的法律法规被广大公众知晓和遵守,借此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使公众在面对舆论漩涡时具备一定的辨别是非的能力。与此同时,媒体应肩负起传媒从业人员的道德责任,对自己的身份有清醒的认识,积极提升自身的法律素养,客观公正严谨地报道新闻,也要特别注意对网络中领袖人物(如微博的大V、版主等)的引导,加强对这些领袖意见的监督,防止他们被利益绑架,做出愚弄公众,误导舆论的行为,引导他们做一个正方向的推动者。

此外,司法机关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极易导致公众盲目从众,陷入舆论的漩涡。因此,完善司法信息的公开制度至关重要。司法机关应该充分利用微博、官微等自媒体手段,将案件的立案排期、庭审情况、判决结果、执行等信息对社会公众进行公开,使公众能够充分了解案件的情况,减少猜测和盲目跟风,又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强化公众监督的作用,通过促进司法公开透明提升司法公信力。

(二)树立司法权威,化解舆论审判消极影响

从实践来看,我国司法审判易受舆论的影响也因司法权威不足,而法治成熟的国家,司法具有良好的抗拒舆论的能力。例如著名的“辛普森案”,即使美国普通民众大部分并不认可刑事审判的结果,均认可辛普森确系杀人凶手,但仍然尊重了司法判决,没有对法院或者法官产生质疑。美国司法权威的建立,依附于相应制度及法规的支持、法官的基本素质,对于公众言论影响司法活动的基本法规即为藐视法庭罪,只要不服从或者不尊重法庭与法官,存在可能影响司法活动的言论或行为,都以藐视法庭罪论处;制度支持则主要体现在陪审团制度,有文章显示:将近72%的美国民众认为受到陪审团审判是非常重要的权利,15%的民众选择很重要,且陪审团处于除了警察之外最受民众信任的位置;[4]此外,美国拥有终身制的法官,基本法治素质较高,较受民众信任。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也尝试引进了类似陪审团的制度,如河南省高院于2009年在河南省部分地区进行的人民陪审团试点工作,2010年全省推广,起到了服判息讼、案结事了的目的。[5]上海市是较早在全国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地区,以松江区人民法院为例,2006年即开展相关人民陪审员工作,截至2012年该院人民陪审员共参审各类案件5045件,占同期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总量的89.79%。在案件审理中,人民陪审员具有与法官同等的审判权力。因绝大部分人民陪审员不具有法律专业背景,该院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岗前培训、新法律培训及实践性培训。通过多年来人民审判员参审制度,帮助当事人消除对司法的恐惧感和对立情绪,增强了当事人对审判活动的接纳度;人民陪审员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朴素的价值观,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了难得的社会公众认知情况;通过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使审判工作直接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促使司法活动的公平公正。可以看到,通过相关的能够缓和不满的程序和制度设计,可以吸收接纳民意,从而树立相应的司法权威,化解民意与司法判决之间的张力。

正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所表示的,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在我国正进行的新一轮司法改革过程中,着重强调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通过面向民众建立司法权威,即个案司法输出要在法律与法理上经得起考验,改变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建立对法治和司法的内心认同和实践偏好。

三、正确理解司法为民的理念

(一)法院司法为民工作的新要求

司法与民意系对立统一的关系,要正视其间的冲突,尽量追寻它们之间的平衡点,拉近司法和民意之间的距离,使它们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中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目标,就是要求司法与民意相均衡、司法为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在新形势下主要从以下三方面理解司法为民工作的新要求:一是寻求支持,多元化解决矛盾。正因为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和利益格局调整期,出现的各种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疑难案件层出不穷,有些矛盾纠纷是在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推进中形成的,仅靠司法手段难以实现案结事了,有些案件不仅涉及法律问题还涉及较多地方政策问题,这需要法院更多地寻求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以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二是及时、准确地回应群众问题。舆论审判可能就是因为存在司法信息被误读、被炒作的情况,针对群众法律意识整体不强,外来人口众多的区实情,“跟风”传播、人云亦云现象的存在,松江法院更加及时地回应群众关心的问题,引导其对舆论形成独立的法律判断及价值判断,同时要用更易听懂的语言,更易理解的逻辑,更易接受的方式发布准确信息。三是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感受。当前,公民个体正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他们不仅关注自身利益,还关注其他群体利益,不仅关注个体正义,还关注社会整体正义。法院处理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当事人的个体感受,还要平衡好不同群体的利益,考虑他们对司法正义的整体感受。

(二)司法公开的多样化具体措施

机制是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好的机制应该持续、长效,这样才能避免“走过场”、“一阵风”。松江法院司法公开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完善窗口服务机制。为方便群众诉讼、解决窗口立案难问题,上海各法院均成立诉调中心、信访接待中心、执行事务中心窗口,并提升窗口服务的整体水平,方便当事人递交材料、快速立案、查询案件进度、诉讼调解等。二是深入挖掘基层法庭功用。深入基层、便民诉讼是人民法庭的重要功能,人民法庭直接面向最基层群众,主要设立在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由于这些地区的群众一般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常常会出现因当事人不知如何准备起诉材料,导致往返法院立案庭数趟才能完成立案的情况。故在基层法庭建立直接立案机制,法庭直接立案,通过就地、即时、直接解决矛盾,省却了立案、流转、送达等诉讼环节,为纠纷的解决节省了大量时间,受到了当事人的普遍欢迎。三是建立巡回审判站制度。以松江法院泗泾法庭为例,泗泾法庭在泗泾镇的24个居委会设立了24个固定的巡回审判联系点,每两周安排一审一书按顺序到各巡回审判联系点为群众提供立案接待、法制咨询、法制宣传、调解指导等服务。同时,法庭建立“便民诉讼联络员”制度,由法庭的8位法官担任便民诉讼联络员,与上述24个居委会建立结对联络关系,联络员主要承担结对居委会的释法答疑、矛盾化解、调解培训等工作。由此,法庭搭建了以巡回审判接待站为依托、以各居委会为辐射点、以联系点和联络员为纽带的三位一体的诉讼服务网络。2013年全年,泗泾法庭共安排审判人员到巡回审判站、巡回接待站开展立案接待、法制咨询活动24次、巡回审判开庭活动2次、调解人员培训1次、法制讲座2次,服务群众300余人。四是开展庭审直播、“阳光司法”活动。通过大力开展庭审直播、群众旁听庭审、邀请新闻媒体旁听庭审、跟踪报道等多元化的庭审公开活动,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公开庭审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以监督促规范,以规范促公正,消除舆论审判的消极影响。

四、司法审判与舆论审判之平衡

司法具有被动性、中立性、独立性等多重属性,司法属性是司法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性质。而司法为民与司法属性矛盾统一且具有相容性,走司法与民意的平衡之路就是使司法与民意“求同存异”,既不牺牲司法也不偏废民意。

(一)司法能动及收缩大众司法意识

“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在动态中实现民主与效率、个人权益与社会利益的最佳结合。因此,诉讼中的司法能动性首先要求法院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勇敢地承担艰巨的社会责任,综合和协调不同的社会利益,推动法律不断地向前发展,成为公平与正义的化身,法律的代言人。”[6]因此需要法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效运用在事实判断和法律适用方面的自由裁量权,积极运用司法方法,最大限度维护社会稳定,司法为民。然而,法治国家的建设离不开人民群众对法律及法治的理解与支持,法院不能不顾群众感受进行单纯法律上正确的司法裁判。我国法官应当具有亲民形象,社会公众也充满着对平民法官的赞誉和褒奖,这实质上是对司法为民价值的认同。但法官践行司法为民并不是走大众司法的道路,不可以一味盲从民意,也不能代替当事人或包办当事人的行为,而是在坚持司法职业化的基本标准、遵循司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突出强调坚持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突出强调民众知晓司法、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突出强调司法必须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归依。[7]

(二)司法独立及理性对待舆论

司法应当具有稳定性与程序性,其所维护的是绝大多数民众心中的正义,涵盖了绝大多数利益的需求,是最后的道德防线。因此,司法须独立,须只忠于法律、信仰法律,在实体法及程序法的指引下得出理性的结论。

因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司法的本质是民意的表达,在坚持司法独立原则的前提下,避免舆论审判的消极影响,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回应、引导及吸收民意:

1.区分情况回应民意。在个案处理时,有法的价值冲突、存取冲突时,倾向于适用顺应民意的法律法规;在民事案件或轻微自诉刑事案件发生舆论审判时,可以多注重调解,将法律适用问题转移为情理选择问题,化解民意与法律适用的冲突;民意与法律相违背时,应坚决服从法律,拒绝舆论审判的干扰。

2.及时引导民意。正因为民意有时是盲目的,特别是夹杂对社会制度不满情绪时,故司法机关应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包括案件事实、法律适用、案件处理进程及程序等,政府部门也应加强法治宣传,引导民意理性思维。

3.立法吸纳合理民意。司法仅仅是法律的忠实守护者,不能也不可能完全承担民意对公平、正义的更新要求。只有立法机关在时机成熟时,将合理民意纳入法律当中,才能更好地平衡司法和民意的矛盾之处。



* 李娜,本院民三庭助理审判员。

[1]刘磊:《论舆论审判下的司法公正》,载《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第126页。

[2]彭艳军:《“舆论审判”与司法独立》,载《法制博览》2012年第6期,第142页。

[3]杨艺:《“舆论审判”与司法独立的交锋》,载《东南传播》2012年第7期,第47页。

[4]刘雁鹏、冯玉军:《对“通过重塑司法权威化解民意审判”之批判》,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4期,第80页。

[5]邓红阳:《河南拟全面推行人民陪审团制度》,载《法制日报》2010326日。

[6]周汉华:《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能动性——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思考》,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第27页。

[7]范登峰:《中国法官的司法为民价值观解读》,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3期,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