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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卖淫罪可再行区分主从犯——以一例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案为视角 发布时间:2010年05月07日文章浏览: 38079

 

组织卖淫罪可再行区分主从犯

——以一例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案为视角

 

                                  张华  张燕[*]

 

【内容摘要】  协助组织卖淫罪作为组织卖淫罪的帮助犯,不宜再区分主从犯。但作为实行犯的组织卖淫罪,却仍有区分主从犯的可能和必要。区分组织卖淫罪从犯和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标准主要在于行为人是否参与了对卖淫女的管理控制或者对卖淫活动的统筹安排。

 

【关 键 词】  协助组织卖淫罪  组织卖淫罪  主从犯

 

协助组织卖淫,顾名思义,是指在组织卖淫的共同犯罪中起帮助作用的行为,也就是组织卖淫中的从犯。两高《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中也规定“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应当确定为独立的罪名,不适用刑法总则第二十四条关于从犯的处罚原则”。因此,通常对于组织卖淫罪不宜再行区分主从犯。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组织卖淫案的具体案件事实十分复杂,不仅参与人员牵涉较多,参与程度也各有不同。如果行为人不仅自己从事卖淫活动,而且还协助他人对卖淫女进行管理和培训,其作用已经不局限于协助组织卖淫的范畴。那么该行为人是否可以认定为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详言之,即在协助组织卖淫罪被设立为独立罪名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对组织卖淫罪再区分主从犯?

笔者欲通过一则案例对该问题论述自己的观点。

被告人陈某等人在本市某开发区开设了某桑拿会所,后因经营状况不良,经他人介绍认识被告人于某后,由被告人于某向被告人陈某等人包下会所的按摩业务,进行有性服务项目的特色按摩服务。20089月初,被告人于某通过他人招募了卖淫女被告人王某等4人,并将她们带至桑拿会所从事卖淫活动,卖淫所得的收入由被告人于某与桑拿会所之间进行结算。被告人王某在桑拿会所从事卖淫活动期间,同时协助被告人于某管理其他卖淫女,并传授卖淫技巧。被告人陈某明知于某等人在桑拿会所组织卖淫活动,仍为于某提供场所。

从上述案例分析,被告人于某出面承包了桑拿会所的按摩业务,并且组织、招募了卖淫女,对卖淫活动进行安排和管理,并最终与桑拿会所进行结算,其应当认定为组织卖淫罪;而被告人陈某明知被告人于某进行组织卖淫活动,仍为其提供场所以及各种便利服务,其应定协助组织卖淫罪,对其二人行为的定性并无争议。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王某的定性,其不仅自己从事卖淫活动,而且还协助被告人于某对卖淫女进行管理和培训,其作用已经不局限于协助组织卖淫的范畴。那么她是否可以认定为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呢?笔者认为,《解答》中仅仅规定了协助组织卖淫罪不适用从犯条款,但没有规定组织卖淫罪不能适用从犯条款。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过程中,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系帮助犯,其属于从犯并无问题。而作为实行犯的组织卖淫行为中,其作用仍分大小主次,仍有区分主从犯的可能。

首先,协助组织卖淫罪作为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其实质上属于组织卖淫犯罪中的从犯。共同犯罪,根据分类标准不同一般有两种分类,一种是根据犯罪分工的不同可以分为教唆犯、实行犯和帮助犯[1];另一种系根据犯罪作用的大小可分为主犯、从犯和胁从犯。两种分类的功能目的不同,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为了解决共犯的定罪问题,而后者主要是解决其量刑问题。然而,两者也并非完全是对立和排斥的,之间也存在交叉和重合。比如教唆犯根据其对犯罪所起作用的大小,可以成为主犯,也可能构成从犯[2]。而帮助犯,其仅仅是为实行犯的犯罪活动创造便利条件,而并未直接参加犯罪行为。由于其在客观上一般表现为提供方便、制造条件、准备工具以及排除障碍等辅助性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在主观上一般并不参与犯罪的预谋,对于犯罪结果大多也没有积极追求的态度,而是一种放任观望的心理状态。因此,帮助犯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大多只起次要作用,一般都属于从犯。《刑法》第27条中也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可见,帮助犯与从犯并非同一概念,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从犯包括但并不局限于帮助犯。而协助组织卖淫罪,是指在组织卖淫的共同犯罪中起帮助作用的行为[3],其实质上是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只不过刑法对此做了特殊规定,将其规定为单独的犯罪。刑法中像将帮助犯单独定罪的情况并不多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比如《刑法》第392条规定的介绍贿赂罪,其实质上是贿赂犯罪的帮助行为,但由于打击的需要而将其单独定罪。虽然罪名是独立的,但并不能影响其属于共同犯罪帮助犯的实质,也不能影响其从犯的地位。因此《解答》中关于协助组织卖淫罪中一般不适用第27条的规定是符合法理的,因为协助组织卖淫行为本身就是组织卖淫共同犯罪的帮助犯,也就是从犯。在从犯中再区分主从犯显然没有必要,也不合逻辑。

其次,组织卖淫罪作为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的实行犯,仍有区分主从犯的可能。实行犯,一般而言,是指直接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的共犯,其系导致犯罪结果发生的直接或必要的原因[4]。关于实行犯中是否可以区分主从犯,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同意见。有意见认为,实行犯都直接参与了犯罪行为,并且都对犯罪后果起到了积极、主要的作用,因此不宜再区分主从犯。至于实行犯中各共犯犯罪分工、作用、地位等因素,可以在量刑中予以考虑,但不宜作为区分主从犯的依据。笔者对此并不能苟同,理由有四。首先,从历史渊源上讲,主从犯的区分主要源自于我国中华法系,其代表作就是《唐律》中将共同犯罪人依其作为分为首犯和从犯。需要说明的是,《唐律》中的首从犯的区分主要系针对实行犯而言的。因为,在该部法律中教唆犯被划入了教令犯,而一些危害较大的帮助犯也在各篇中另有规定。因此,首从犯的分类实质上将教唆犯和帮助犯都排除在外了,其本来就是针对在共同实行犯中起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而言的。其次,从法律规定上讲,根据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从犯的概念包含了次要作用和辅助作用两种相互并列的类型。既然辅助作用指的是指帮助犯,那么从逻辑上讲,次要作用所针对的就只可能是帮助犯之外的教唆犯和实行犯了。也就是说,实行犯确实可以依其作用大小作主次之分。第三,从司法实践上看,虽然实行犯直接参与了实施犯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但各共犯可能在身份上有从属关系,在分工上有主力有配合、在作用上有直接有间接、在参与程度上有全部有部分、在犯罪获利程度上有多有少等等,对此情况不作区分一律认定为主犯确实也不符合罪行相适应的原则,也不合刑法规定的初衷。最后,从法律效果上看。对实行犯区分主从犯,不仅可以达到罪责相适应的要求,促使被告人认罪服判,更好地进行改造。而且根据行为人趋利避害的心理,对其作区分处理会引导各共犯在进行犯罪时都争先选择罪责较轻的分工,从而从内部进行分化,减少共犯的社会危害性。综上,实行犯中区分主从犯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可能,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具体到本案中,组织卖淫罪虽然其帮助犯已被单独定罪,但在帮助犯之外,在实行行为中起次要作用的共犯,也存在区分主从犯的可能。而事实上,《解答》中也确实只规定了协助组织卖淫罪一般不适用从犯的条款,而未对组织卖淫罪作出特别规定。

最后,区分组织卖淫罪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标准主要在于是否直接参与了组织卖淫活动的核心行为。否定组织卖淫罪区分主从犯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其从犯与协助卖淫罪难以区分,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对此,笔者认为,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而实践中的困难也应当从理论中寻找解决。根据理论通说,实行犯和帮助犯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直接实施了犯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那么区分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界定组织卖淫的本质特征。众所周知,单纯的卖淫行为并非我国刑法的打击对象,刑法所打击的是诸如组织、介绍、容留等卖淫活动的外在媒介行为。组织卖淫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组织性”,其包含两个核心内容:一是对卖淫女进行控制和管理,二是对卖淫活动进行统筹安排。前者是对人的组织,是卖淫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对行为的组织,是卖淫目的的实现方式,两者互相配合、互相依存,都是“组织性”的根本体现。因此,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这两个内容之一,就可以认定其实施了组织卖淫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在实践中往往有很多也是混同在一起,难以区分。而实施了这两个内容之一的,就可认定为直接参加了组织卖淫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组织卖淫罪。当然,根据身份的不同、对卖淫女及卖淫活动控制力大小的不同以及获利程度的不同等因素,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也有主从犯之分。比如本案中的王某,其不仅对卖淫女进行管理和培训,还负责给客人安排卖淫女,直接参与了组织卖淫罪的两个核心内容,应当以组织卖淫罪定罪。但考虑到其本身也是受于某控制的卖淫女,而其管理卖淫女也是根据于某的授权,仅在于不在的时候行使,其对卖淫女的控制力明显较小。因此,可以认定其为从犯。

除了上述两个核心特征之外,卖淫女系自愿还是非自愿,卖淫场所系固定还是非固定,都不是组织卖淫犯罪的本质特征。而诸如保镖、打手、卖淫女等外围工作,与组织卖淫活动之间也并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些行为,因为缺乏组织卖淫罪客观构成要件的核心特征,只能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比如本案中的陈帮斌和伏凤龙,其都是浪迹桑拿会所的工作人员,由于该会所的按摩业务已被承包给了于某,其都不参与卖淫女的招募和管理,而按摩业务的价格设定、人员安排等也都不参与,其仅仅是提供了场所以及一些硬件设施的基本服务,因此只能认定协助组织卖淫罪。

 

 

(责任编辑:陆光怡)



[*] 张华,本院刑庭审判员;张燕,本院刑庭审判长。

[1] 对传统的三分法有所突破的是《阿尔巴尼亚刑法典》,其在教唆犯、实行犯、帮助犯之外还增加了组织犯,后被苏联及其加盟国等国家沿用。但考虑一是组织犯在理论上未成同说,二是组织犯一般是针对犯罪集团而言的,在适用上有所限制。故本文中不采用组织犯的提法。

 

 

[2] 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一版),第240页。

[3] 周道鸾、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罪名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200711月第3版,第747页。

 

[4] 赵秉志编:《共同犯罪适用中疑难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255页。